上海援藏教师钟扬:播种未来

2013-12-30 16:19:23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上海教育》    作者:王威鹏 计琳
  • 上海援藏教师钟扬

雪域高原的美,没有亲身走进,一般人无法体会。

那里不仅有着纯净如洗的蓝天、高峻肃穆的雪山和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水,更有着漫天的黄沙、缺氧的高原、渺无人烟的空旷和对人类极限的无穷挑战。

而在钟扬的眼里,这才是那片土地令人神往的地方。

为盘点世界尾脊的生物“家底”,寻找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他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走进那些最偏远、最荒凉、最艰苦的地方。一去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中,他培养出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为西藏大学培养的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如今已成为了教授,其高端人才培养“造血”模式也成功复制到了其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他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储存下了绵延后世的、丰富的“基因”宝藏。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帮助西藏建立起的科研“地方队” 已在进化生物学等研究方面,与日本、欧美鼎足而立。

十三年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但他却说,“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所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他是钟扬,复旦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

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

四十万公里的科考路

2001年,钟扬主动请缨来到这片土地,寻找青藏高原的生物进化的轨迹。因为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世界范围内解决粮食危机的‘绿色革命’就发轫于一个‘矮杆基因’,中国的野生猕猴桃也是在100年前被带入新西兰后很快就成为该国的支柱产业。”

这些故事很有趣,但生物学研究的路却非常漫长,“数百年后科技可能会很发达,但很多物种灭绝、很多基因发生了变化,再想寻求几百年前的基因就很难了。”

钟扬的焦虑急迫不是没有道理,植物多样性的排名西藏在全国一直是前三,青藏高原有着2000种特有植物,“可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

但是要盘点清楚这些生物“家底”却并非易事,仅收集种子样本一项,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个,而且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按此计算,钟扬一年至少行走3万公里。

十三年间,他已走了超过四十万公里的路程。

这些路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研究有帮助,他都会去。

青藏高原从海拔2000米左右一直到海拔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特有的西藏生物资源,尤其是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丛、高山流石滩气候恶劣,但就是这些植被稀疏、盖度小的地方,随处分布的植物不仅可做药物,分布的规律还体现了植物如何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越是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价值。难度在于,对于一个生长于平原地区的人来说,到这些地区去考察,就意味着必须面临更多体能上的挑战。

“高原反应差不多有十七种,在过去的十三年间,每一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钟扬一边准备着又一次出发的水和食物边说,“我们也不能因为高原反应就怕了是吧?科学研究嘛,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

而我们也是第一次尝到了钟扬老师准备的野外必备干粮:死面饼子。钟扬说,这种饼子在平时你是打死也不愿意吃的,一个是没有任何味道,再有就是死面不好消化,但正因为不好消化,在野外长途跋涉时才不会总是感觉到饿,死面饼子加些凉菜和午餐肉,这些就是野外佳肴。“尝尝,味道不错吧!哈哈,饥饿是最好的味精!”

采种子的路上什么事都会发生:艰险的盘山路上,过往的车辆一不小心就会冲出路基,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只得猫在山窝子里……

考察的艰难常人无法想象。连藏族同事扎西仁次看着都觉心疼:“钟老师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到西藏第一年,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从没听他说起过这些。”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为了分析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的生存和发育情况,钟扬和他的研究生一起,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全世界仅存的、在西藏的这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为了收集一个不同于平原的毛桃样本,他在高原上想办法釆摘了两麻袋毛桃。可是,若是用机器轧,会损坏毛桃种子的完好度。钟扬只好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去啃毛桃,5000颗酸涩、坚硬的毛桃整整啃了3天,才把核都啃出洗干净。

为了收集海拔4000米以上的香柏。暑假,钟扬带着大家又一次出发前往珠峰大本营。高速公路到了尽头,就走搓板路。没地住宿就睡连藏民也不住的、牦牛皮搭建的帐篷。因为严重缺氧,帐内的煤油灯根本点不亮,加了更易燃的酒精,也勉强只燃了一分钟。每个人盖着三床被子仍然冷得瑟瑟发抖,几乎不能合眼。而这样难熬的夜晚钟扬已数不清度过了多少个。

功夫不负有心人。钟扬和学生们在藏区海拔4000米以上收集到的香柏,通过化学分析,香柏中含有抗癌成分,并已通过了美国药学会的认证。“等这种抗癌成分变成抗癌药物,并且香柏这种原材料在西藏得到大面积种植时,西藏的经济结构将得到改变,到那时西藏不仅不需要援助,还能援助全世界的癌症患者。”钟扬自豪地说。

高端人才培养的师者志

“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刚到西藏大学后钟扬便发现,学校的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也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更没有基础。随着科考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感受愈发强烈, “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的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高原植物学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在课堂,也在雪山脚下,在荆棘丛中。这一路总是充满艰辛,而每一次钟扬总是身先士卒。“其实很多艰难的采种地方钟老师并不用亲自跟来,但老师每次都坚持和同学们一起工作。”藏族学生德吉次仁这次又跟随钟扬爬上了海拔5300米的卡若拉冰川,采集夏季雪线以上的植物标本。汽车开到4300米的山脚下,其余的1000米要自己徒步爬上去。因为严重缺氧,每走几十步就要大口喘气十分钟。好几个精壮的小伙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可钟扬却始终坚持着,并为大家加油鼓劲。

每次在野外,当钟扬发现有价值的植物后,马上会召集学生们就地讲学,说说这个植物的特点和价值。钟扬说,他很喜欢这种上课方式,在探索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这种方式比天天待在课堂要有效率多了。

“海拔越高的地方,植物的生长越艰难,但是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我希望我的学生就如这生长在世界屋脊的植物般顽强。”钟扬说。而在西藏大学老师和学生们的心中,钟老师就如同这世界屋脊的“青松”一般坚忍不拔、给人希望。

青年教师们写好的论文、填好的申报表格,钟扬都逐篇修改、逐个把关。但他从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因为他觉得作为导师就得甘为人梯,因为“一个国家的生物学发展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大批的专家和人才”。

他所有的学生都吃过他做的饭,一半以上的学生在他宿舍住过。好多个野外考察的清晨,都是钟老师冻得嘴唇发紫、忍着身体不适,赶早起来为大家生火做饭。

扎西次仁是钟扬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2008年,在钟扬的指导下,扎西次仁从复旦大学毕业,成为西藏大学理学院第一个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而今钟扬的高端人才培养“造血”模式也成功复制到了其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他带出的第一个哈萨克族植物学博士已开始崭露头角。

2003年,钟扬与同事琼仁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成功,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西藏大学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国家项目对我们来说就是‘神话’,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但是钟扬老师来了这些年,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近‘神话’,还把‘神话’变成了现实。现在我们都觉得,我们不但能做国家项目,而且能做得很好。”西藏大学理学院拉琼副教授在钟扬的催促和鼓励下,考上了复旦的博士研究生。目前,他已经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第2项正在进行中。

2011年,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获得通过。从2001年到现在,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拥有了植物学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而且大多数老师都具备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历。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4项,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10篇。学科梯队也于2010年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培育计划)支持。

当我们忍不住问钟老师,“这样跋山涉水会感到辛苦吗?”钟老师却笑着说,“哪会感到辛苦,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们国家研发能力和科技水平不如外国,但任何科学想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人。我想探索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支教模式,帮助西藏形成人才培养的造血机制。生物学研究是一场持久战。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的学生们还在,他们还会继续走在我为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坚持梦想、无畏艰险。终有一天,梦想之花会在他们的脚下开放。

千万颗种子的中国梦

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令人震撼不已,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40%的种子都是钟扬提供的。在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中,钟扬和他的团队已经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这些种子很多被存放在冰库里,可以存放100至400年不等。

“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钟扬说。

“那你为什么还坚持在做这样的研究?”

“因为国家需要、人类需要这些种子。做我们这些基础性研究的,心里想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钟扬的声音不大却是那么掷地有声。
梦想无论多么遥远,总驻守在我们心底。如同钟扬所说的,“只要心在不断飞翔,路就不断向前延伸。”

因为那个遥远的梦想,他在武汉植物园一待就是15年。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他的随身听里放的却都是藏语听力教材。他说,“我要一直保持热爱学习的状态,现在我已经能听懂四分之一了!”

因为那个遥远的梦想,他“发明”了“断点续传”的工作方式,每个碎片时间都被利用起来。“我能在飞机上写文章,坐在主席台上也偷偷写。有时候晚上睡觉时间少,我就常常在出租车上抓紧时间睡一觉,哪怕5分钟也好。”

因为那个遥远的梦想,他坚持为本科生开设课程,撰写科普文章。他主讲的“生态人类学”和“生物信息学”,总是人气爆棚。BBS上学生甚至这样形容:“钟扬老师的课总要提前占座,他讲的科普小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精彩。”每年钟扬还要去复旦二附中和江西南昌铁路中学给中学生们上“生物课”。

钟扬坚持着他的坚持、他的梦想,就像脚上那8年前花100元买的鞋一样,都破口了,他还用大力胶粘好继续穿,“这个最少还能再穿8年,还能再攀几座高峰!”

专家点评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于 漪)

雪域高原,蓝天下矗立着一个播种未来的高大身影。阳光照射,闪耀着金色的光辉。

您,东海之滨的生物学家,怀着对藏族学子成长成才的满腔赤诚,义无反顾奔赴西部边陲,撒播科学良种,开创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并已成功复制到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四千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追梦,四十万公里坎坷路程的跋涉,十七种高原反应的抗争,忠贞不二地实践着艰苦卓绝、坚不可摧的中国精神。一次次带领学生远行,千辛万苦,收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无丝毫急切近利私欲,着眼的是储备生物未来发展的基因,用科学的求真精神,博大的奉献胸怀,编织着时代的风范。民族亲情,师爱荡漾,造就了西藏高端生物学科研团队,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力量,令人钦佩。

您的卓越工作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民族精神时代化,时代精神民族化。

师者,智慧的宝库,精神的脊梁!


责任编辑:陆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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