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玉梅:老师不能只做蜡烛,应该做火种!

2018-10-23 14:34:14    来源:文汇教育    作者:姜澎

上周五下午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办公室见到中国工程院院士,知名的分子病毒学家闻玉梅先生时,她正在准备晚上7点开始的《新发病原体与感染》杂志(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EMI)编委与中国年轻学者的见面会。84岁高龄的她从早晨8点到晚上7点都没休息过。

而这份全英文杂志是中国内地第一本完全由民间创办的国际医学期刊,创办六年,现在的SCI影响因子是6.032分,投稿作者来自亚洲、北美、欧洲、南美等50多个国家。闻玉梅先生说:“科学家承担的不仅是科研,还应该是学术上的外交家,中国科学家应该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科学发展,了解中国。创造机会让我们的年轻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海外知名科学家交流,帮助他们走向世界,这是每一个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的义务。”

科学工作者应该也是艺术家,学术外交是科学家的责任

这一国际学术期刊EMI由闻玉梅和德国马尔堡病毒研究所教授Hans-Dieter Klenk共同担任主编。杂志编委会由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杂志覆盖了病原微生物及感染的病原学、免疫学、流行病学、疫苗学、临床与实验医学及抗微生物制剂及耐药性等内容。

创办这份期刊,是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很多新发传染病的起源地,如果这些地区的科研发现能够早一点公之于众、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促进进一步的研究、为疾病防控提供依据,将对全世界公共卫生和健康事业带来益处。而且,她希望这本期刊能够给包括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更大的舞台,“某些国外杂志,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论文比较‘苛刻’,等候很长时间才能刊发。国际学术界这种有失公允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期刊,希望给这些科研人员更多机会向国际学术界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最终希望让中国的科研人员能够在国际上有更多的声音,中国的科研能够走到更前面。”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科学界也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动不动就怨天尤人,抱怨环境,抱怨国内的科研条件,抱怨国际的科研环境。但是,她说:“中国科学家只有做出自己的成果,让大家了解你,那么在国际上自然就会更有影响力。”

2011年她决定创办这一期刊后,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伙伴,就是德国马尔堡病毒研究所教授Hans-Dieter Klenk。

她告诉记者:科学竞争有三种境界,最低层次的竞争是拳击赛,竞争中大家都是伤痕累累甚至要通过你死我活的竞争来决出胜负;第二种是田径竞赛,大家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也不交流;而最高层次的竞争就仿佛艺术体操。她说:“这也是我崇尚的科学竞争,在竞争中互相能给对手带来美感和愉悦,让对手欣赏和学习。说到底,科学和艺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说艺术是包含着对人性的关怀,那么科学也是一样的,科学工作者应该也是艺术家,而不是拳击手。”

Klenk和闻玉梅先生是同行,在2003年中国SARS疫情最严重时,Klenk教授带着近20位德国科学家,到北京参加关于疫情控制的讨论,并推动中德合作启动了SARS相关研究。疫情中共同工作的经历,让闻院士对Klenk教授非常尊重。

创刊后,Klenk教授积极向国际学术界介绍EMI,吸引了不少西方学者投稿,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而就在这个周五,Klenk教授早晨刚刚下飞机,就赶到复旦大学医学院参加了杂志编委会一天的会议,晚上和年轻人的交流,闻玉梅先生建议这位还没倒过时差的80高龄的老先生先回去休息,他一口拒绝:“和中国的年轻学者交流很难得,我一定要参加的。”

这份杂志成立后,收到了中国作者的论文数量位居第一,美国作者的论文数量位居第二,欧洲作者的论文数量居第三。杂志也收到大量来自阿根廷、巴西、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科研论文。闻玉梅说,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研论文,编委会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审稿。如果论文有提升的空间,编委会专家会给予修改意见,指导作者对论文进行改进,符合杂志的刊发要求后再刊登。

“我曾经失去过珍贵的时间,我要让我的学生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闻玉梅所在的复旦大学教育部/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现在已经有了10多位PI,100多名研究生。在这个课题组里,很多学生离开了到海外同行最好的实验室里深造,又有很多在学成后回到了这里。每年,闻玉梅都会亲自为学生写推荐信,推荐他们到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去深造。她说:“我在学术生涯开始之初,我的三位导师都无私的培养我。”

闻玉梅先后师从三位著名的中国免疫学家和微生物学家。每一次,她都在学成时,被自己的导师送到更好的实验室去继续进修。

上世纪80年代,她参加了WHO的肝病防治的培训。只有短短三个月,但是却给她打开了新的大门。回国后的1986年,她又收到美国一所大学邀请她去担任访问学者,继续研究肝炎。但是因为当时她是教研室主任,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学校不放她去。但是,她曾经的导师,70多岁的林飞卿站出来说:“她研究肝炎只进修3个月是不够的,我替她做教研室主任,她的工作我替她顶着。”

进修一年后,她选择了回国,她告诉记者说:“我在国外进修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和同龄人相比,我们丢失的日子实在太多,我们的科研落后他们太多。我一定要回去,也许我这一代追赶不上了,但是我要培养学生和他们的学生竞争,如果我的学生还没有追上,那还有学生的学生。一定要追赶上他们。”



责任编辑:孙雪莹
微博关注上海教育新闻网
更多>>

图说教育

主办单位:上海教育报刊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