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喜，共和国的同龄人，年逾古稀仍奋战在教研一线，一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为业、为生、为荣。

初见陈锡喜时是在他的书房。陈锡喜的书房不大，摆满了书柜，入目皆是著作文集。缓缓推开其中一个三开门的书柜，六层隔层，高约两米，百余本大大小小的荣誉证书陈列其间，记录着他从教46年以来的大多数荣誉。

众多荣誉当中，陈锡喜最看重的有二，一是上海交大所授的教书育人奖，另一个则是此次的突出贡献奖，这是对他一生教书育人的肯定。

他是学者，更是师者。“作为老师，一定要把培养学生、育德树人放在第一位。”陈锡喜说。

陈锡喜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与共和国同龄，经历磨难，见证繁荣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句话是陈锡喜对自己一生的概述。

70余载岁月同行，陈锡喜说，共和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感受得到，共和国经受过的磨难，他也都经历过。

1964年，15岁的陈锡喜还在读高中。中央组织召开三届人大，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对当时的陈锡喜来说激励是空前的，现代化的愿景由此在他心中埋下种子。

1968年，陈锡喜上山下乡到了上海崇明农村。上山下乡3年，艰苦奋斗的环境磨练了意志，让陈锡喜觉得可能往后一生碰到的困难都不在话下。但他也看到了当时的中国与现代化的差距，特别是农村。

“我刚下乡时，崇明还没有通电，这时自己也暗自下了决心，思考怎么改变这种面貌。”陈锡喜说。

1971年，陈锡喜回到上海一所中学做政治教师，恢复高考以后，又考进复旦大学哲学系，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1982年，他来到高校做时政课教师。往后几十年，他切身感受到了新中国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

2015年前后，陈锡喜再次回到崇明，亲身体会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崇明都是泥路、沙石路，没有柏油路的，现在路都做得很宽，人民的生活也已经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陈锡喜感慨，以前崇明在上海郊区中是最落后的，现在它成为了上海的后花园，成为了“美丽中国”的一部分。

陈锡喜和学生们

“无高徒则无以成名师”

“无高徒则无以成名师”，这是陈锡喜时常提到的一句话，如今也在学生之间广为流传，“快要成为顺口溜了”。

如何理解？古人言“名师出高徒”，即“高徒出自名师”。而在陈锡喜实际教研生涯的体会中，却恰恰相反。陈锡喜说，没有培养出能够超越你的学生就不算名师。

“名师来自于何处？来自于高徒，高徒越多，就证明你是名师。没有高徒，只能证明你是名家，不能证明你是名师。为什么？在于后面的‘师’字。”陈锡喜看中“师”字背后的分量，其中蕴含着责任、道义与使命。

陈锡喜觉得，能获得“突出贡献奖”，并非因为其在学术上远超众人，“可能我同其他一些学术大咖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我在上海滩培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最多，现在在马院工作的教师中，我的学生占比最高。”

截至目前，在陈锡喜门下已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有近30人，他们中有的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马工程专家、教育部教指委委员；他们在上海许多马院担任领导职务，10多人被聘为教授，多人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成为上海地区马理学科的一张张“名片”。

近年来，陈锡喜在上海交通大学培养的已毕业全日制博士生，在读期间人均发表C刊论文6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顶级杂志发表论文2篇，全部到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流高校任职，有的直接被聘为副教授，绝大部分获省部级以上课题。

“所以我想他们成为高徒了，那我自然就成为了名师。”陈锡喜说。

陈锡喜的奖章很多，但他最看重两个奖，一个是上海交大授予他的“教书育人奖”，另一个就是此次的“突出贡献奖”。陈锡喜说：“我觉得作为老师，一定要把培养学生、育德树人放在第一位。”

【访谈部分】

澎湃新闻：在您的生命历程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影响您的生活和思想？

陈锡喜：我结合自己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体会，提出“在马学马、在马研马、在马信马、在马言马、在马用马”。

第一个在马学马，要读经典著作，要将马克思主义关照中国的现实，还是要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第二个在马研马，光学还不够，还要带着问题进行研究；第三个在马信马，通过研究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念，其中重点是沉进经典著作，思考他当年是怎么论证问题的，而不是抓住几句判断当作教条，这样才能够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了马克思主义，接下来便是在马言马，我们有责任把它说出去，进行宣传教育；最后一个在马用马，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提供决策咨询的意见，对中国的社会的一些发展提供我们的意见。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定要放到整个人类文明思想发展的过程当中来认识，这样才能够看到它今天的价值所在，而不是把它凝固化。

我这一辈子都在从事思政课教学，有46年了。在这个过程我总结为三个“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要“以此为业”，把它作为事业；要“以此为荣”，取得成就，有获得感；最后把它转化为自己终身的学术生命，叫“以此为生”。

澎湃新闻：您写的关于脱贫攻坚等相关文章，都是跟当下最迫切的、最聚焦的实践、时政相连接的。能不能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说一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锡喜：上海的地理位置也好，历史传统也好，都决定了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应该作为一个全国的龙头。

作为改革开放的龙头，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规范市场，做该做的事，不越权，本该让市场解决的就让市场解决，这个上海做得很好。还有上海在长三角区域中也是龙头地位。怎么发挥龙头地位？涉及到和周边省市的协调问题。

此外，在供给策结构性的改革方面，上海也起到龙头作用，其中最大体现是上海的科技创新。上海人才聚集众多，如马克思所说，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上海如何把创新队伍组织好，对于十四五规划也好，2035年的远景目标也好，都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在您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

陈锡喜：对于我学生的文章，我会提出几个原则性的意见，不会一字一句帮他们去改的。作为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应该有本事给老师改文章。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会给他们三个意识。第一个是学科意识，既然来了，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事业，而不能只作为学业，拿到一个毕业证书。要钻研下去，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一辈子就搞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经典意识，我前面讲过的，读经典可以读出好多味道出来，里面空间很大。第三个要有问题意识，有争议的精神，有批判的精神，而不是把经典作为教条，这样可以开拓视野的空间。

澎湃新闻：您刚才说咱们中国的抗疫科学性、道义性方面做得都不错，能具体说说是哪里不错吗？

陈锡喜：道义性方面，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体现出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从这次抗疫比较来看，西方国家没能做到比中国好。

科学性方面，中央做出的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包括疫情初钟南山讲了“不排除人传染人”之后，中央做出的一系列决策，都是真正听取专家的意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的。还包括我们的纠错机制与问责机制等。通过这些重大事件，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制度蕴含的价值观是具有科学性与道义性的，这个值得我们拿到世界上去讲。

澎湃新闻：结合当下，谈谈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未来的看法。

陈锡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要结合时代的条件。对当代中国来说，我们进入到新时代，面临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不断提炼出理论的东西。

同时，要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需要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与资本主义发展相比较，深刻研究马克思主义问题所在、前途出路所在，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所在等。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究竟怎么表现的，意味着什么，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分析的结果将指导我们的实践，并回过头来再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