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很简单,就是尽力做好每一天的事

2017-07-07 09:43:57    来源:文汇报    作者:姜澎

———访1977年上海高考理科状元、生物学家袁钧瑛

 

“人生再漫长,也只是由每一天组成的,我的人生很简单,那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每一天的每一件事!这让我在当年只花四个月的时间就准备好了高考……当你们拿着毕业文凭离校时,你们都获得了一张人生护照,但是能够走多远,却仍然取决于你们自己。”当中科院“顶尖千人计划”学者、美国科学院院士袁钧瑛在复旦大学2017届毕业典礼上,与毕业生们分享她的成功经验时,台下的学生和老师们都禁不住鼓起掌来。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恢复高考以后的首届上海市高考的理科状元,比第二名要高出几十分。

她是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并且在1989年获得哈佛大学神经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0年受聘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现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终身教授。袁钧瑛是世界上第一位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她的研究为药物治疗退行性神经疾病提供了基础。2012年以“顶尖千人计划”身份,她在上海牵头成立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 (IRCBC),并担任中心主任。这位今年5月份刚刚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的学者,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在能力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极致,这是她成功的秘诀

袁钧瑛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只有一句话———每天都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每件事。这不仅是她当年成为高考第一名的秘诀,也是她长久的科研工作和生活中的秘诀。她说:“如果有一件事要做,我一定会当天干完。就像我现在写文章,我一定会当天写到没有东西可写为止。”

在她看来,能够来复旦读书的学生,大多数智力其实都已经够了,关键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想干的事情吗”。袁钧瑛坦言,在我的一生中,遇到过很多成功的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把想干的事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极致。

袁钧瑛出生于书香家庭,爷爷是有机化学专家,原上海医科大学唯一的二级教授袁开基,外公是著名的翻译家李青崖,奶奶和父母也都是复旦大学的教师。

但是,在她刚上小学一年级,就遭遇了“文革”。当年仅40岁的父亲因为医疗事故去世时,袁钧瑛只有10岁,她的弟弟也才只有一岁。“我们全家连冬天的衣服都被封存,整个冬天,只能穿着很单薄的衣服过冬。”在那个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年代,她最爱做的事,就是写文章。小学阶段,她的文章就常常是范文。“生逢那个特殊年代,我至今拼音都不好,因为小学就没怎么上过。”袁钧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个善良班主任陆老师。班主任找到她的母亲,说:“钧瑛应该上大学。”但是在那时候的袁钧瑛心中,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高中毕业后,袁钧瑛进了棉纺机械厂。有一天陆老师突然来到袁钧瑛家中,告诉她,可以参加高考了。但是没有书,怎么办?

当时陆老师悄悄地把书从贴了封条的学校图书馆带出来给她。“说实话,我至今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但是,就是这位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

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准备,她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当时爷爷就对她说了一句话:“化学是方向,生物比较适合女孩子。”

而进入复旦以后,“其实我不论对化学还是生物,读完了干什么都没有概念,只知道,现在我学什么,也要尽力学好,把能学的都要学会。”袁钧瑛说:“当时学英语没有磁带,就每天晚上听着英文广播睡着。其实,我现在也想,如果我不是学生物,而是学了别的任何一门学科,我都会感兴趣的。”因为在她看来,如果不投入的话,很难从任何事情中享受到快乐,只有享受到快乐了,才可能谈喜欢或者不喜欢。在她看来,很多年轻人说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自己还不够投入。

所谓灵感,都是来自于全身心的投入和对自己兴趣的追随

“现在我看到学生们在研究中常常会犯相同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总是根据现在世界上最热门的研究来确定自己的方向,而不是问一问,他们自己想知道什么。”袁钧瑛告诉记者,“当你追上热门时,热门早就过时了,只有当您追随自己的兴趣时,才能独辟蹊径,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而她自己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她在读书时,全世界科学家最热门的研究是DNA转录控制机制的研究,而她选择了当时无人问津的细胞死亡机制,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上世纪80年代初,袁钧瑛去哈佛大学深造时,就遭遇了第一个挑战,大量的讨论课让她根本无法适应。当导师听说她上课讨论听不懂时,并没有安慰,只是说“既然选两门课听不懂,那就再多上两门课吧。”第一年成为袁钧瑛上课最多的一个学期。

在哈佛的一次神经病理课上,导师把亨廷顿舞蹈症病人带进了课堂。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肌肉和四肢像舞蹈样不自主运动,随着病情进展逐渐丧失说话、行动、吞咽甚至思考的能力。目前“亨廷顿症”尚无法医治,医生所能做的只是给予一些减轻症状的药物。患者坐在轮椅中颤抖着无法自我控制的样子,深深触动了袁钧瑛。通过文献的研读,她发现“亨廷顿症”是由于神经细胞选择性死亡形成的,这使她对神经生物学中关于细胞死亡的研究产生了兴趣。

当时,意大利神经生物学家RitaLevi-Montacini因发现神经生长因子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通过学习,袁钧瑛知道,在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有大量的神经细胞会死掉。因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保护神经细胞不死,这激发了大家致力于研究神经生长因子的热情。但是很少有人会问,细胞在没有神经生长因子的情况下是怎么死掉的?

当时只是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的袁钧瑛就想知道:“细胞是怎么死掉的?”因为,发育是一个由基因严格控制的过程,如果动物和人的神经系统在发育过程中也会有大量被动性的细胞死亡,这与发育是基因严格控制的事实似乎不太相符。

但是,细胞死亡在当时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当她提出这个课题时,发现哈佛医学院几百个实验室甚至还没有相关研究。老师就建议她去哈佛大学本部或者麻省理工学院 (MIT) 自己去找。最终,她在MIT找到了唯一的一个实验室,在研究线虫的细胞死亡机理。

在那里,她遇到了导师、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罗伯特·霍维茨 (H.Robert Horvitz)。

由于细胞死亡不是这个实验室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所以很长时间里,只有袁钧瑛一个人在做。后来只要会议或研讨会涉及相关话题,Horvitz就干脆让袁钧瑛去作报告。细胞死亡机理的研究者如此凤毛麟角,所以袁钧瑛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了,博士一毕业就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而当她在线虫的细胞死亡机理研究方面已有所成就时,她又转向了人类的细胞凋亡机制研究。仅仅两年时间,就在 《细胞》 杂志发表了重要的文章,第二篇文章就发表在 《自然》杂志上。在接下来的二十年,袁钧瑛已在 《科学》、《自然》、《细胞》 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达140余篇,这些论文总计已被引用逾4万次,有三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的引文索引数据库列入当时引用最多的前十篇生物学论文。

“所以要做成东西不能选今天最热门的东西,要选有潜力、对将来有影响的学科。那些所谓在研究中的灵光一现或者直觉,绝对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你长期投入在研究中,长期的积累所带来的灵感。”袁钧瑛说。

而袁钧瑛的另一个科研成功的秘诀是,要训练自己的写作。因为“写作不是看优美的文字,而是反映的逻辑思维”。袁钧瑛告诉记者,在哈佛大学,学生一年级的必修课就是写作,一年要写10多篇文章,而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完善。现在她招的中国学生,虽然懂的知识很多,但是欠缺逻辑思维,这导致实验设计、论文写作都不行。“现在我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国内,这也是我在国内期间要帮助培养的研究生的能力。”


责任编辑:陆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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