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丝虽然变成白发，生命实践却是长青。10月20日，华东师范大学以大研讨方式，纪念“新基础教育”研究30年来的探索历程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20年来的发展成就，致敬“新基础教育”研究首创团队“五朵金花”：叶澜、卢寄萍、吴玉如、左焕琪、李晓文、吴亚萍，以及她们的开创性贡献。

“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一个好社会不能不尊重教育。教师是从事点化人之生命的教育活动的责任人。没有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就不可能有新的教育世界。”满头银丝的叶澜教授一直抱持着这样的观点。“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是她创始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教育是什么”的中国式表达。而“新基础教育”最着力和最艰苦的工作，就是课堂教学中的“互动生成”和养成教师自觉开展“研究性变革实践”。

记者了解到，30年前，“新基础教育”研究在中国基础教育的沃土上开始酝酿和萌芽，开启了当代学校整体转型性变革的研究之路。自此，研究者们孜孜不倦，致力于探索如何通过教育改革，全面提升基础教育的质量。20年前，“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宣告创建当代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自觉之志，致力于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大会现场

叶澜今年83岁，她1941年12月生于上海，出身小学教师家庭，196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她说，“在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生命’，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实践’。‘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属人的、为人的、具有人的生命气息和实践泥土芳香的教育学。”

作为“新基础教育”研究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始人，叶澜强调了对“时代精神”和教育培养“理想新人”目标的理解、理论与实践如何互动发展，以及研究日常化的重要性。她指出，“新基础教育”创造了学校整体转型变革的新经验，培养了教育改革骨干力量，形成了新时代学校变革理论和中国教育学派。

叶澜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3位西方教授对叶澜及其创始学派的教育研究特别感佩。“尽管我既不会说中文，也不会阅读汉字，但这不影响我成为叶澜先生的崇拜者。”德国教育学家、柏林洪堡大学通识教育科学的名誉教授迪特里希·本纳与叶澜先生只有过一次面对面交流，但本纳称其为“现代中国的苏格拉底”，并清晰记得叶澜有关“什么是好课”的文章——“她指出，课堂的质量取决于其中是否能实现‘意义建构’，即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以新的方式向师生揭示和质疑世界。”

作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教授兼新西兰政府首席教育顾问，斯图尔特·麦克诺顿在一次会议上了解了“新基础教育”研究及其班主任项目。在新西兰，并没有类似的职位。“这令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认为班主任这一角色在中国的学校中极具独特性，且是一个极为强大的教育资源。”麦克诺顿教授建议，继续深入开展研究，以便更全面了解班主任这一角色及其对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影响。

谢丽尔·克雷格教授是得克萨斯A&M大学（TAMU）教学、学习和文化系的教授，也是休斯敦城市教育捐赠主席。让克雷格教授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教师们呈现的课程中体现出探究精神，以及对于对话的开放性。“任何观察到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被提出来讨论，并成为探究的一部分。”克雷格教授说，“新基础教育”致力于在中国进行更大范围推广和传播，特别是中国和加拿大合作项目，这种合作打开了许多机会之门。

梅兵致辞

当天研讨中，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表示，终身教授叶澜领衔开展“新基础教育”研究和创立“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其团队用“育生命自觉”的传统智慧，奠定了教育的新价值观，为中国教育学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原创范本。

主论坛外，来自全国各地的11位“新基础教育”研究基地校校长和区域负责人等，与教育同行们分为6个平行论坛深入研讨，一致认为：“新基础教育”30年的持续研究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20年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推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展望未来，叶澜呼吁研究继续扩展与深化，推动自主创新的学校教育，坚定不移地扎根大地，追求青松般的坚韧与成长。“教育学研究者，包括专业人员、教师和任何真诚投入者，其发展同样需要有生命自觉和责任担当，并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成事成人。”

图片来源：受访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