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评论聚焦】关键词:隐形补助、同伴交往

2017-05-19 12:06:39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作者:陆芸整理编辑

“隐形"补助实为济困好办法

近日,电子科技大学有82名学生发现,自己的卡里悄悄多了600元。原来这是学校向贫困生定向发放的“隐形”补助。不过这个补助既不是学生自己申请,也不是班级评议,而是用大数据智慧助困系统统计分析结果得来的。截至目前,电子科大已有300名学生获得了贫困补助,总额达11万元(5月18日《成都晚报》)。

从报道可知,该校通过智慧助困系统采集到了涵盖学生家庭经济及成员信息、学生本人及受资助信息等涵盖4大类、40余个小类的上千万条数据,并通过学生在校内的消费数据如食堂饭卡、超市消费、健身馆购物、乘坐校际班车、水卡等,分析学生的消费水平。同时结合学生的勤工助学、获奖学金情况、社交特征、行为轨迹、借阅兴趣、历史特征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挖掘,再加上线下个别访谈、辅导员评价,学校最终得出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名单,为其发放隐形补助。

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但在大数据技术相当成熟的今天,应果断摈弃让贫困生当众比穷,自揭伤疤的传统评定模式,不妨利用大数据做到精准识别。在妥善保护贫困生隐私和尊严的同时让其免受“示众”,不用承担不必要的精神压力。

部分家庭出现贫困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但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和错误理念影响,一些人会对贫困群体产生歧视和排斥。贫困群体也会有自卑心理,不愿透露相关信息,甚至一些贫困生因为害怕“丢脸”,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申请资助。因此,有必要将此类信息作为不可忽视的个人隐私加以尊重和保护,尽量不强求贫困生公开比穷。

其实,将自揭伤疤或者公开捐助作为资助贫困生的做法本就欠缺科学性及合理性。一是如前所述,部分贫困生因心理脆弱敏感,碍于面子不愿申请资助。二是不排除家境富裕者贪占便宜,用惟妙惟肖的哭穷表演竞争到资助名额。那么,所谓的贫困生评选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公平困境,真正贫困者未必得到资助,或者物质上得到了资助却精神上受到了伤害。假贫困生则因缺乏信息共享、大数据分析等有效的事后监督而不易露馅。扶贫助困政策的公信力就无从谈起。

据报道,早在2007年,就有高校以大数据方式识别贫困生并隐形资助。但当时这些高校的数据采集并不全面,多是仅以饭卡的消费情况为依据。这就难以确保准确率,如一些富裕学生本就喜欢下馆子,很少在学校食堂就餐,以致出现相差甚远的识别结果。因而,以大数据分析来评定贫困学生并隐形资助,必须确保数据来源尽量广泛和准确,否则就有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让助困政策大打折扣。

唯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呵护才是真正的善待贫困群体。今年1月,教育部通知强调,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可采用隐性方式,避免大张旗鼓地发放资助物品。靠大数据智慧系统的精准识别和隐形资助不失为好办法,其他学校有必要加以借鉴。同时须注意,即使没了当众诉苦,在监督相对较弱的条件下,仍不排除有人刻意造假,伪装贫困骗取资助。因此,一旦发现欺骗造假者,就应严肃惩戒,如公开相关信息、列入征信黑名单并可限制其取得学历。这样才能让补助资金的好钢用到刀刃上,让教育公平落到实处。(摘选自《法制日报》,作者史奉楚)



家校适度放手方可纾解伙伴危机

近年来,中小学生的同伴交往问题一直为人们关注,伙伴危机、交往能力不足、社会退缩、孤独感等词语不断出现在社会舆论之中,《2016年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心理成长指数白皮书》发布的结果——超三成中小学生存在同伴交往问题异常,再一次给家长和教育部门敲响了警钟。

同伴交往是儿童形成自我概念、获得情感支持、进行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关系到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和身心健康。缺少同伴,容易使学生形成被动、胆怯、任性、沉默、敏感和脆弱等不良心理和性格,以致影响社会融入和终身发展。

儿童同伴交往问题大多是源于交往机会和交往体验不足,目前我国还是独生子女家庭占多数,孩子经常在家中独处,家长又过分关注安全问题、干预孩子的交友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与同龄伙伴互动的机会。孩子进入幼儿园、中小学,客观上给孩子提供了同伴交往的机会和场所,但由于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上课,课堂上的同伴交往是教师组织下进行的,交往规则和活动内容都是结构化的,这种交往引起的交往热情、学习的交往策略都不是自发、自然的,很难内化为学生自己的交往能力。同时,由于学校很怕出现校园安全问题,即使是社团活动、体育活动和课间休息时间,老师也不敢让学生自由活动、自主交往。放学后,学生原则上有了自主支配的时间,但不同社区或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或缺乏运动和交往空间,学生很少能在社区内找到熟悉的交往对象。可见,学生出现交往问题,家庭、学校、社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家庭和学校是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只要家长和老师转变观念,创造条件,增加学生的交往机会和交往体验,就可以帮助学生提高交往能力,减少各种交往问题。

首先,需要家长适度放手,给予孩子交友自由。家长要了解,孩子与同伴的互动交往是逐步社会化的过程,需要自己接触、探索、逐渐形成交往策略、提高交往技能。家长可以鼓励,但不要过分干涉或给予指导。孩子的交往有自己的“规则”,他们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成年人不同,要让孩子体验自然的同伴交往过程,在体验过程中,逐渐找到恰当的交往方式,形成自己的交往风格。交往过程中,孩子可能会表现出退缩、胆小、霸道等行为,可能会有言语和轻微身体冲突,家长要控制自己,不要代入自己的价值观和情绪,给孩子贴上欺负与被欺负的标签,只要孩子觉得自己可以解决,就该放手,让孩子寻找恰当的应对策略。

其次,学校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同伴交往时间和空间。学校是培养学生社交能力的最好场所,有熟悉的安全环境、有不同性格特点的交往对象、有不同活动形成的交往情景,孩子可以在这个安全基地慢慢探索、成长。社团活动和体育游戏是培养学生交往能力的天然载体,可以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

社团是以学生相同或相近的需要、兴趣、爱好、特长、观点为基础而成立的团体,它既是学生发挥特长、发展个性的场所,也为学生搭建了与人积极交往、合作互动的平台。在社团活动中,主导权掌握在学生手中,指导老师“退位”为副手或者根本没有指导老师的参与,这个独特的环境能帮助学生逐步摆脱对师长的依赖,逐步学会互相妥协、尊重、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体育游戏是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一种特殊的体育活动,趣味性浓厚、竞争性强、场面生动活泼,深受学生的欢迎。学生在体育游戏活动中,不但可以锻炼身体、磨炼意志,还可以引发积极情绪、培养亲密感、形成团队精神,逐渐学会组建团队、分工合作、应对挑战、克服困难。

交往能力是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的重要准备条件,必须通过与同伴的实际交往,由经验内化而成。作为师长,适度放手,是我们给予孩子的最好助力。(摘选自《中国教育报》,作者王侠)



“新四大发明”带来新的自觉自信

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发起了一次留学生民间调查,来自“一带一路”上的20国青年票选出心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受访者纷纷表示,“新四大发明”是他们最想带回祖国的生活方式。(5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

所谓发明,是指创造新的事物或方法。而一项为人们称道的重大发明,更要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当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显然体现了这一点。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提出,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成熟,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激发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按照重大发明的标准,“新四大发明”可能还欠缺了一点,其中一些发明,并非中国首创。“新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来自互联网,虽然我们在互联网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不少方面,还是引进和学习来的。比如网购,虽然阿里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规模,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力,但阿里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先驱”,甚至还没有美国亚马逊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四大发明”更像是“新四大发展”。

即便这样,也不能认为“新四大发明”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真正的技术进步,都会惠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高铁,还是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都实实在在改变了人们的日常体验。诚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但能做成这么大的规模,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不是轻松松松的,我们也有着一系列的智力投入,产生了一系列的技术优势。在很多领域,我们慢慢从“跟随者”变为“领先者”,渐渐突进了“无人区”。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一个除却变化再无不变的时代。“新四大发明”的出现,已经得到外国人的认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创新让生活更美好”。在创新这条路上,我们是有惨痛经历的,幸运的是,我们抓住了这一轮世界创新的时间窗口,在一些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回头想想,如果当初不是打开国门,以学习的态度对待世界优秀文化,又怎么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

“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我们正处于难得的创新窗口。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我们的发展转型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迎来“春暖花开”,关键就看创新态度和能力、勇气和智慧。以“新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创新成果充分说明,我们在这一轮创新大潮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形”和“势”,在很多领域已经具有了话语权。从追赶者到同行者,乃至领先者,带来了全新的考验。(摘选自《燕赵晚报》,作者毛建国)



学而思被停了孩子们却停不下来

近日,成都市教育局根据群众举报,责成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对所在区域的学而思教学点进行整改,其中9个校区停止招收新生,4个校区停止教学和招生。惩罚的理由多数是“该点位未取得我区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许可,属于擅自办学”,只有金牛区搬出了消防设施不合格的理由。

学而思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社会争议,主要原因是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值越来越高,与城市中产家庭的教育问题捆绑得越来越紧。如果学而思不是如此成功,也不会让家长和相关部门如此关注。

学而思被整顿,应排除民意裹挟的可能。它击中了人们的痛点,满足了人们的刚需,然而,被整顿摆在台面上的原因却并不关系到教育理念。

我当然不是来同情学而思的,学而思矗立于疯狂民意的风口,在过去几年收获了爆发式增长。公众疯狂的需求,滋养了学而思,当人们醒悟到这种疯狂后,又调转枪口,这正是中国社会成功与失败定律的体现。

学而思的疯狂以应试教育为宏观背景。一考定终身——这一错误但一时难以扭转的观念——把大学以前的学习都简化成对高考的准备或预演。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恐惧中,家长们懵懂地意识到,必须对抗不公平的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学而思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在这些将教育成就窄化为高考,将教育本身理解为教育投资的家长们看来,学而思成了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模式。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通过学而思的奥数培训、超前教育、课外辅导,孩子成绩上去了,变得自信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学而思开始疯狂收割各个家庭,学而思的病毒开始“勒索”家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开始变成了“不上学而思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这些认可学而思的家长想不到的是,当参与者到达一定规模,除了费钱、费时、费精力,自己的孩子并没有“暗度陈仓”。

在广州,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两个小学同班同学瞒着对方去补习,却在学而思碰到了,双方都很气愤,指责对方欺骗自己。举报学而思的家长也许就来自这种家庭,他们试图“偷袭”,不想却未达目的,这气除了撒在学而思,还能在什么上面?

这是一场很难停下来的游戏。学而思也许会因整顿元气大伤,但新的“学优思”“学而精”之类的机构,很快又会取而代之。学而思有千般错,但它只是一剂假药。得病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只毁假药,疾病不会自动痊愈。(摘选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尼德罗)

责任编辑:陆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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