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评论聚焦】关键词:陪读大军、教授班主任

2017-09-08 10:23:59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作者:陆芸整理编辑

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

开学季,有关陪读的话题又热了起来。某知名中学周边,陪读房已“一房难求”,粗略统计,校内房三年租金高达24万;一套距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房子租出了比市中心还高的价格,唯一的原因就是旁边有一所优质中学,一掷千金求租的人,皆为陪读而来……从农村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大城市,陪读家庭如游牧般举家迁徙,不为追逐丰美的水草,只以心中优质的教育资源为目标,择校而居。

对于陪读,这一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现象,许多家庭都不陌生。中国社科院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的现象,覆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硕士、博士的全部阶段,而十多年前播出的电视剧《陪读》也细致呈现了“望子成龙”的人间悲喜,将剧中父母为了孩子学习付出的沉重代价,刻画得淋漓尽致。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临时性陪读主要指家长在工作之余,在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过程中给予的陪同;阶段性陪读指在孩子学习的关键时期,如升学、高考等阶段的陪同;隐匿性陪读是指家长看似工作,实则以工作名义陪读;全过程陪读多为生活在农村的家长为照顾远离家乡求学的孩子,举家迁徙的陪读。多种陪读样态也催生了“陪读经济”。以位于安徽六安市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为代表,一所学校拉动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学期中,镇内人声鼎沸,一放假,人去城空,学校成了一座城的“心脏”与“晴雨表”。而培训机构门口的咖啡厅与小卖部、小吃店的人流如织;优质学校附近房屋的紧俏与价格的畸高,等等,都是“陪读经济”的样貌。

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校际、城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但优质教育资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于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挟进陪读队伍。

打量陪读现象,从来都不应只在教育维度进行。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与心态,成才观、价值观以及城镇化的进程、城市教育文化等公共资源的布局,都将对家长的心态和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反过来,家长的教育选择也会反作用于地区的教育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看待陪读现象,决不能简单以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待之。而缓解陪读现象,应该从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布局、科学成才观与教育观的引导、互联网在线教育手段的丰富、师资力量的培训等多方面着手,政府、社会、家庭都是重要的责任主体。

当然,陪读现象绝非我们国家特有,也绝非无法破解的痼疾难题,因为这是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相信随着多方合力推动,人们会以更加理性的心态看待子女的教育和成才,新时期的“孟母三迁”及候鸟式、游牧式家长也会越来越少。(摘选自《人民日报》,作者赵婀娜)

 

高校学生管理应“刚柔并济”

近日,北京某著名高校发布了一则涉及11名研究生的违纪处分公告,其中包括“冒用学校名义在社会上参加活动”“婚外与他人交往”“在宿舍内留宿异性过夜并殴打该异性”等多项违反校纪校规行为,这些学生分别受到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等不同程度的处分。此事引发公众关注。

事实上,该校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学校相关管理规定,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建设良好的校风学风,本无可厚非。至于何以引发高关注,一是名校效应,其一举一动易于引发世人瞩目;二是处分中包括了“开除学籍”等最高等级的处分决定,部分公众心中仍有“考上好大学就等于进入人生命运保险箱”的观念,如此严厉的处分难免让一些人感到惊愕;三是在违纪情况中披露了不少涉及人伦道德、价值底线的问题,又发生在名校学生身上,自然容易吸引人眼球。

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问题上,还是应该自然回归到正常的理性和逻辑的轨道上来。高校乃人才培养的圣殿,是社会道德的首善之地,在处分学生的问题上向来谨慎有加。作为知名高校,勇于把家丑外扬,恰恰反映了学校的自信与担当。更何况,当今法治社会、法治高校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德治国、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上,也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在人才培养中,理应把“人”放在“才”之前这一更重要的位序上来看待。

对于这批受处分的研究生而言,这次的处分对他们今后的漫长人生之路更是一种挽救和洗礼。试想,这些顶尖学府的硕士、博士都是精英群体,如果他们对基本的制度规则缺乏基本的敬畏,对人伦道德、诚信正直没有起码的尊重,会对社会产生多么大的不良影响。因此,该校提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处理原则的确不为过。

维护高校内部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术研究自由,不可或缺的要件便是高校内部秩序和规制的确立。对违反学校相关秩序、规制的学生进行处分,当属正当行为和合理决定。但考虑到涉及学生权益,还应注意决定的适当性,这也是高校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各项学生事务,实现依法治校、依规办学的制度基础。

今年2月,教育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更加注重维护学生的权益。但规定也强调了推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可由学校结合自身办学特点和要求自行规定,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生在入学时事实上和高校已经达成了一份协定,即遵守学校的校纪校规。

当然,以强有力的举措维护学校的权威和声誉、捍卫法治的力量和威严的同时,终归来讲,对学生进行处分仅仅是教育的一种刚性手段,而非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成为更好的人,是衡量一所大学水平的重要标准。无可否认,人固有其鄙陋内在的一面,但高校正是要提供一套规制办法,塑造一定环境氛围来养成其高尚人格,担当立德树人之根本使命。这就要充分发挥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的育人功能和价值,彰显教育的人文关怀及终极目的。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故而,高校学生管理中尤需道德和法律协同发力,加强对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教育,发挥道德的教化与滋养功能,以深厚的人类情怀和广阔的人类意识引导学生上升为规则规范和崇德向善。

人品与学识向来不可割裂,德智并举素来以德为先,知识和素养对精英人才必定缺一不可,这是常识。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出现,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社会的精神灯塔”。维护这座灯塔的纯洁与高大,是所有高校管理者与教师、学生的共同责任。(摘选自《中国教育报》,作者张立迁)

 

羡慕!教授当本科生班主任

最近,一份名单引来了满屏艳羡的目光。在清华大学2017级本科新生班主任名单中,有长聘正教授30人,长聘副教授10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人。

一般在大学里,像长江学者这样的牛人都是带硕士、博士,最多给本科生上上课,而辅导员、班主任多以毕业留校的硕士生居多。清华大学能让名教授做新生班主任,这确实让人羡慕嫉妒。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过“从游论”,说的就是学生“尾随”大鱼、耳濡目染的重要性。有一句话说得好——大学是“熏”出来的。怎么熏?就是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的熏陶和教益,而其中,班主任至关重要。

在大学生活中,班主任离学生最近,与学生接触最多,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教授、副教授不仅在教学、科研方面经验丰富,在人生阅历上也有更多积累,让他们担此重任,其言传身教对于学生而言无疑大有裨益。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其实大学之大,除了大师,也在于以学生为“大”,在于将学生的培养作为根本使命。如何通过规范、引导让老师进一步以学生为“大”,值得深思。(摘选自《广州日报》,作者夏凡)

 

海归大贬值?看这账怎么算

粗略算,一个人出国留学,一年下来通常要花费二三十万元,几年下来没有上百万元是打不住的。但如今,一个国外普通大学毕业的海归,起薪一般也就6000多元,差一点的有的低至二三千元,好一点的当然也有1万元以上的,不过普遍不符合海归及其家庭的预期。所以,不少人开始认为海归已经贬值,出国留学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

算经济账的话,要收回留学的成本当然不容易,哪怕年收入二十万元,也需要十年八载不吃不喝才够本,要讲净收益,那更不知道要到何时何月。对于大多数留学生,算经济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亏的。但这么算账本身就是错的,不止是算法错了,理念更是谬误。说白了,通过出国留学、回国就业来实现人生大满贯,只不过是父母或部分留学生的一厢情愿而已。

近些年来涌向国外留学的群体,和以往相比很不一样。以前要到国外留学很不容易,多数是公派留学或少数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人才到国外深造,而近些年来,自费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人里,有些在国内成绩本身并不好,有些就是为了规避高考,所以大抵是抱着到国外镀金的目的——随便读一所学校,戴上一顶海归的帽子回来好就业。

这样的人一多,在就业方面,也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在国外二三流学校混几年回来,当然比不上在国内上过985、211大学的毕业生吃香。也就是说,这部分留学生群体本身底子就一般,身上那层海归的镀金被揭穿后,真的就没什么优势可言。至于从海外名校毕业的海归,其含金量并不会怎么打折。

但更重要的是,从教育的角度讲,到国外留学回来好就业的想法本身就是错的。国外大学提供给留学生的更多是知识上的教育,而不是就业培训。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到了国外上大学,能力肯定要比国内的孩子强,这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也是一叶障目。就业单位考察的往往不是海归学了多少知识,成绩怎么样,而是求职者能给单位带来多大帮助。但在这些方面,海归并不天然具有优势,甚至因离开国内几年,在人际关系、工作理念和为人处世方面,反倒可能变得与国内社会格格不入。既然如此,一家单位有什么理由花高薪聘用一名好听不好用的海归?

海归并不是贬值了,而是迎来了价值回归。一个人到国外留学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的提升,要在职场上胜人一筹,还要看自己的实力如何。这对纠正国内家长的理念偏差是很有好处的,留学本身就应该是一种求知途径,而不单纯是提高就业机会和工作薪酬的方式。只有更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送孩子出国留学才更有意义。这样来看,面对人数激增的海外留学热,也才会有一个积极正面的评价。(摘选自《钱江晚报》,作者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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