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公司暂停营业”“行业整体停摆，市场上没有专业匹配的岗位”“毕业即失业，未来怎么办”……疫情下，不少求职者遭遇就业难题。本报去年多次推出报道，关注大学生就业、新业态就业等话题。疫情背景下，上海出台实施抗疫惠企、稳就业促发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减负、稳岗、扩就业，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盘，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3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57万个。

今年两会现场，如何“稳就业”，也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不少代表委员提出，稳就业、保就业，不仅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创新的勇气和各种配套的改革措施。

“外卖员之痛”不可忽视

新冠肺炎疫情中，外卖骑手、快递员成为物资调度员，为市民送菜、送药，为医护人员和病人送餐，解救了生活陷入停顿和恐慌的人。没有他们，城市中人们的自我隔离便不可能实现。后疫情时代，这些群体的劳动保障不应该被忽略。

“以互联网技术运用为特征的新经济业态，实现了人和信息的即时高速互联互通，突破了传统就业模式对空间、时间的限制，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市人大代表陈继刚认为，新就业形态带来了新机遇，但也存在发展短板。

“以外卖公司为例，一般是由第三方公司和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平台再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一些众包服务平台，则将自身定位为撮合平台，与劳动者签订服务合同，并未与劳动者确定劳动关系。然而，我国大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如最低工资、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休息休假、工伤事故赔偿等，都是以企业与劳动者已建立劳动关系为基础。”陈继刚认为，不够明确的劳动关系，会加大个体承担的风险，需引起重视。

前不久，外卖员送餐时猝死一事备受关注，平台以与骑手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引发了社会讨论。“用工关系不明晰、社会保障缺失、劳动权益难保障、组织覆盖率低，是新型就业群体面临的四大痛点。”朱雪芹代表建议，要着力构建平台经济下新兴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在缴费主体上可以考虑“平台缴费+政府补贴”的模式。关于工伤认定，由于平台经济下新兴就业者的分散性，应采取新兴就业者本人申请认定的方式，可以按照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为标准由工伤保险基金一次性支付给灵活就业者。

同时，有效利用现有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参保以及居民保险参保等多种参保政策，打破户籍身份、地区统筹等壁垒，允许“互联网+”背景下劳务提供者以新兴就业人员等身份参保缴费，并通过订立契约条款、设置从业门槛等方式，由用工企业监督劳务提供者办理缴费事宜，鼓励或确保其纳入基本社会保障范畴。在大力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就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劳动保护等问题适度规范，对用工企业加强监管，防止网络平台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费俭委员也提出，应积极探索“自由职业加金”“工伤保险项目参保”等已有政策外延，用政策的杠杆来维护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积极打造新就业模式

近年来，伴随新业态的发展，众多新兴职业应运而生，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这些“新职业”中，有的已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如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有的已具备一定规模，如数字化运营师、互联网在线教育培训师等。这些“新职业”因新业态而兴起，众多就业岗位应运而生。

李婷婷是“叮咚买菜”直播团队的负责人。疫情期间，“叮咚买菜”平台用户订单激增，做过5年短视频编导的她接下了为公司创建直播团队的任务。“整个团队成员都是在全新的领域里一步步摸索转型之路。”

赵春阳代表认为，疫情催生了全新的就业模式，企业经营者要积极转变观念，拥抱在线新经济。“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传统的骨瓷企业，但今年我们招聘了37名‘95后’，主要做视频策划和直播，这些岗位都是全新的，企业也要积极迎接新经济的挑战。新岗位产生了新的技能要求，应该给员工进行相应的新技能培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时间也应该算作工作时间。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补贴等疫情期间各项稳就业政策应该继续发挥作用。”

赵春阳认为，疫情下催生的共享用工模式，也值得借鉴。疫情后，企业会更加关注灵活用工的形式，使用多种用工模式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是企业长久经营之道。发展灵活就业，需要与规范就业市场，提高就业质量相结合。不仅要从企业、劳动者各自角度考虑，还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和诉求。

陈继刚代表也呼吁，应积极推动灵活用工的新模式，鼓励搭建共享用工平台，为经济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人力资源支撑。同时，也要调整完善现有政策、补齐法律短板、创新社会保障体系，让新就业形态有序发展。

让“新职业”青年走得更远

疫情以来，以网络主播、电竞选手、网络作家、快递小哥等为代表的“新职业”受到青年追捧。然而火爆背后，也有隐忧。职业素养不高、后续发展乏力、月薪高却无法缴纳五险一金等都是问题。

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许鸿蕨代表对新职业青年的发展给出不少针对性建议。“从目前来看，‘新职业’青年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两种，而且以非正规就业为多。提高行业规范和行业管理，更好维护‘新职业’青年的合法权益，需要从正规就业的‘新职业’青年着手，逐步推广到‘新职业’青年全体。”

据许鸿蕨介绍，如今普陀区正规就业的“新职业”从业人员年轻化趋势明显，他们普遍反映的问题有：职业发展对综合技能的要求与单一技能现状之间存在矛盾；学校教育与实际应用脱节，企业人才培养成本高。

对此，许鸿蕨建议，应统一“新职业”从业证书发放，提高证书权威性和适用性；从源头治理、法律培训、法律援助三个方面维护“新职业”青年的知识产权、专利权；提高业务培训质量与企业用工的关联度；加大“新职业”青年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力度。

比如，电竞从业者由于在人生的黄金时段放弃学业加入职业战队，导致职业规划、法律意识等较欠缺，有必要全面完善“新职业”青年的职业培训，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就业培训系统。只有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择业水平，才能逐渐改变当前“新职业”青年缺少职业发展规划的情况。

“提升职业培训针对性，研发新业态相关技能培训项目，这是‘稳就业’的一股强大动力。”费俭委员说。

疫情下就业要有新思路

据统计，202 0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874万人，在疫情的影响下，他们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

陈继刚代表介绍，上海已出台了多项政策，帮助大学生顺利就业，比如实施青年就业见习制度、加大线上招聘力度等，去年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比预估要好。但他指出，政策帮扶不是长久之计，短期效应一过，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他建议，大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先找到工作岗位，同时培养多样化技能，求职时才更具有优势。学校就业服务中心也应该当好桥梁，把企业的用工需求与学生的求职需求对接起来。

许鸿蕨代表介绍，上海不少区设有青年就业见习基地，为鼓励大学生“先就业再择业”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和普通的大学生实习、工作试用期有所不同，就业见习基地为学生们带来实打实的技能提升“干货”、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同时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扩大人才选择的渠道。据了解，上海还将增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参与就业见习的企业数量，动态调整见习学员生活费和见习带教费补贴标准，加强见习基地的跟踪管理和考核评估，提升见习效果。

因为疫情而重新选择职业方向的就业者也不少。40岁林立的故事或许能给求职者一些新的启发。林立本是一家旅游公司的中层，薪资可观。疫情背景下，公司状况不佳，尽管还没提出降薪裁员，但她早做准备，果断“跳”到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工作。“疫情下就业形势确实不好，跳槽后薪资下降了20%，但我还是果断选择了新方向。新公司更有前景，只要不断学习，保持积极向上的好心态，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自称“重新出发”的她，快速熟悉新行业，进公司3个月，就拿到了重点项目，美好未来可期。

不少代表委员坦言，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求职者自身也需要转变思路。“不断充电、更新知识库、锻炼新技能、把握新趋势，一个处在积极学习状态的求职者总会迎来自己的春天。”赵春阳代表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