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智良
【主讲人】
苏智良,市委讲师团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讲团成员,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具体来说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就是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那里诞生。
法租界西门区与渔阳里街区
上海近代有两个租界,租界当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存在,但是革命却可以利用租界发动起来。1914年,法租界利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之机,以“法租界不得用作反抗袁世凯政权的根据地”和“不得成为革命党人的隐藏地”等两条空洞许诺,轻易换得北洋政府对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扩界的许可。这桩“一本万利”的交易,不仅使法租界获得了6倍于前的土地,同时也使上海县城以西的大片土地,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进入了法租界公董局的管理范围。法租界从黄浦江向西一路扩张到徐家汇,这个新街区即是“西门区”。1915年至1920年,为开发这一地区,首先启动规模庞大的筑路计划,其次是造石库门来出租。西门区交通便利且房租低廉,聚集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后来就诞生在这一区域内。
老渔阳里2号的朋友圈
老渔阳里2号建于1912年,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共8幢。“渔阳”实际是一个古地名,地处北京密云区,中国古人包括杜甫也写过一首诗歌名为《渔阳》。当初因为开发商是北方的,就把这个地名带到了上海。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以摆脱北京警方的监视。同年4月,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因此这里成为了“陈公馆”,建党活动在此展开。陈独秀原为《新青年》的主编,老渔阳里2号的一楼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包惠僧回忆:“楼下的堂屋里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参加《新青年》编辑的人,也常在此办公或居住。
1920年6月,第二次从北京来上海的毛泽东前往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回忆说:“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当时,一大批革命者都来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例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国文部编辑沈雁冰,他的才干、思想和文学主张,一直颇受陈独秀等人的关注。后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了中共最早党员之一。又如李中,在陈独秀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来在江南制造局成为了第一位工人党员。
国际共产代表维经斯基也曾走进渔阳里,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他还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集中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因此维经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东亚书记处,上海也逐渐成为了东方共产主义的孕育中心。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从最初只有五位党员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老渔阳里2号可谓是共产党真正的初心之地。中共一大举办前,中国共产党一共有五十多人,其中几乎一半都是在老渔阳里2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老渔阳里2号的意义非凡,它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是《新青年》编辑部,它也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地、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领导着中国革命。这里有一系列光辉的建党活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全过程,为党的诞生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新渔阳里6号的青年团
1920年前后,新渔阳里6号出现了一系列革命团体,一个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另一个是华俄通讯社。而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时年21岁的俞秀松,也是当初最为年轻的党员。其次为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当年共产党刚刚起步,经费困难,校长杨明斋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并且免学费。一个小小的弄堂,却叠加了如此之多的红色元素。
很多青年来到了新渔阳里6号学习,第一位便是刘少奇,他从湖南来上海学习俄文,随后党组织把他送到莫斯科成为职业革命家,这里还有任弼时、罗亦农等一系列革命者。当年新渔阳里6号的教室非常狭小,但刘少奇等人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921年3月,在发起组主持下,首次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地点也是在新渔阳里6号,因此在妇女史上,新渔阳里6号也意义重大。直到同年4月29日,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新渔阳里6号“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没收宣传品,学堂就此关闭。
进一步保护渔阳里的思考
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精神的发源地,需要进一步保护。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意义非凡,但现在还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新渔阳里6号在1961年就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宝单位。同时,新老渔阳里之间本是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小道”贯穿其间,但随着社会发展而不得不建造住宅区和学校,小道就此被封上。一边建党、一边建团,这条“马克思主义小道”意义重大,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早日打通是我们所期盼并倡议的。渔阳里未来应被更好地保存、传承和宣传。希望在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充分调研确认上海的革命史迹,给出相应的保护方案。我们团队用了10年时间,把上海的红色革命纪念地增加到一千处,这只是第一步,其实还有很多上海红色遗迹待我们去发掘。
我们建议重要的革命纪念地要继续建设纪念馆博物馆、丰富完善纪念性铭牌。已消失的建筑,可通过二维码+手机APP再现历史信息和场景。导览手册和地图可以作为普通读者和旅游者查考的工具,是红色教育和红色基地的教材。我们应该纪念革命先烈在上海的足迹,尽力开通上海的红色文脉,把重要的历史史迹记录下来。
文字整理│倪卿
编辑│袁曼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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