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生进入复旦哲学系，在这之前，我在农场劳动，还当过生产队长，有着近40多年的学术经验和社会经验，我想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我们学术的整体发展情况。”3月12日下午，在相辉堂北堂，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文科大类首场专题大课，题目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由现代性，吴晓明引出世界历史的普遍特质。他说，世界历史不仅是广阔舞台，还是一个权力架构——有着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是世界历史的这种基本态势，“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就不可避免的会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普遍历史性命运。

如何来理解这种普遍性？他举了个例子：1844年，在思考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应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时，马克思的回答是“德国道路的可能性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社会革命的普遍性，必须根据德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面向台下的同学，吴晓明提醒：“各位文科同学们，你们必须要给自己提出一个较高的理论要求，不能把抽象的普遍性、先验性，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要把这种普遍性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他认为，在承认现代化的普遍性、 不可避免性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而来的现代化。

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

“学徒状态”由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开启，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今天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往往会认为它是高明的，“在哲学学院的学生，如果他的第一外语碰巧不是德语的话，他的第二外语往往会选择德语，但德国古典哲学也曾长期处于一种‘学徒状态’，甚至莱布尼兹的著作主要用拉丁语和法语写成。”

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近现代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中也同样明显。复旦大学老校长马相伯先生的兄弟马建忠曾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语法书《马氏文通》，把西方的语法引入到中国。现代著名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和牟宗三，分别将朱熹的思想称为“中国的柏拉图学派”，将中国经典中的“天”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描绘为一种“超越的实体”。

在吴晓明看来，随着大规模对外学习的展开，“自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文化，从总体上进入了对外部的‘学徒状态’”。这种“学徒状态”并不突兀，它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整个现代化事业不可能得到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出意味着中国学术的历史性转折，它的整个上层领域也将或早或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转折是在学术上、思想理论上、文化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

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几乎可以说是学术发展、文化发展以及个人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同学们来说，经历从高中进复旦学习，再继续攻读硕士、博士，走向科研，由“学生”转变为“学者”，这种切身的感受会更明显。

吴晓明分享了一个故事：苏轼21岁时进京赶考，在试卷上写下“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由此“名噪文坛”。担任主考官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不知句中典故由来，事后询问苏轼，没想到苏轼说：“想当然耳”。学生们散去后，欧阳修对其他考官说：“咱们的时代结束了，像苏轼这样的一批人应当出人头地。”

“作为一名老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自己的学生能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并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吴晓明说。

“教条主义”与“外在反思”

虽然“学徒状态”是一条成长的必经之路，但它也存在着依赖的、模仿的、因循的基本缺陷，是思维方式上的“外在反思”，即我们常说的“教条主义”。

“黑格尔多次批评拿破仑尚且不能够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邻近的西班牙人，同学们想想拿破仑为什么不能成功？”

吴晓明继续说：“这里面暴露的是‘学徒状态’的缺陷：把抽象的普遍性强加给各种对象、内容，没有具体化作为基础，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毫无现实性可言。”

他直言：“‘学’和‘思’是不同的”，‘学’是知识学问，‘思’是思考、思想。只有当我们获取‘自我主张’，像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陆九渊所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时，才有真正的思想。”“我们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什么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它的意思并不是有点中国元素、有点中国色彩、有点中国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谈得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在认识你自己中，接受文化结合的锤炼

获得“自我主张”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自我孤立，“而是意味着，要使我们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思想。这是一种对外学习与自我主张的统一，需要文化结合的锻炼”，吴晓明说。

对于文科类同学们常会碰到一些关于“古今中西”主题的问题争论，吴晓明认为，这种争论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就像古希腊的文化创制，经历了各种东方宗教的混战，一度有被外来文化压垮的可能，但“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在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上，没有长久的做东方的追随者。”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种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的表现尤为明显。“当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被具体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吴晓明说。

更进一步，吴晓明认为，这种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接续提供了现实的前提。如何理解传统？他说：“传统不是纯粹的过往，而是依然活在当下的过往；不是单纯的过去，而是依然活在今天的过去，依然活在今天的过程。”他期待，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子，能作为一个探索者，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寻找有趣的研究入口。

同学们还通过学生工作部的“智慧书院”小程序纷纷提问。哲学学院2023级哲学（强基计划）本科生陈岱昕获得现场提问机会：“在中国哲学学术走向‘自我主张’的路上，如何让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分子真正地介入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方面？”中国语言文学系2023级朱玥泽现场提问：“在中国学术‘自我主张’逐渐觉醒的进程中，如何科学地达成评价体系世界性的公平与统一？”面对同学们的提问，吴晓明一一耐心解答。一个半小时的专题大课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收尾。

学校供稿